维吾尔族几种常见肿瘤的研究概况

　　作者：买买提艾力·吾马尔， 木拉提·哈米提综述来茂德审校 作者单位：(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 医学工程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新疆乌鲁木齐830011;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 浙江杭州310000)

　　【关键词】 维吾尔族　肿瘤

　　维吾尔族(简称维族)主要集居在我国西北边陲新疆，在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以北的准葛尔盆地一些绿洲地带，包括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和哈密五地区是维吾尔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新疆人口总数为15 156 883人，而维族人口为7 207 024人，约占全疆人口的45%[1]。有关维族恶性肿瘤发生的详细资料不多。根据卫生部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1980年编写的中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研究数据显示，维族男性恶性肿瘤前五位依次是胃癌(33.14%)、食管癌(23.95%)、肝癌(12.37%)、肺癌(7.55%)和大肠癌(5.11%)，女性则是子宫颈癌(33.10%)、胃癌(19.76%)、食管癌(15.28%)、肝癌(6.91%)和大肠癌(4.12%)[2]。维族男、女好发恶性肿瘤的位次，除比例上略有差异外与新疆总体人群相似。本文就维族几种常见肿瘤从组织和分子病理学角度进行综述介绍。

　　1胃癌

　　胃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23.03%[3]。据1975年全国恶性肿瘤死亡调查，新疆喀什地区属于胃癌的高发区，其死亡率占恶性肿瘤的第二位[2]。谭德银等[4,5]对新疆喀什地区维族胃癌研究表明，中老年维族胃癌高发年龄组为41～50岁，其次是51～60岁，男性高发年龄为41～50岁，女性高发年龄组为41～50岁。维族青年人胃癌高发年龄组为26～30岁，其次是21～25岁。中老年维族胃癌的发病部位以贲门癌多见，占43.88%，其次为胃窦部，占29.19%，胃体部占15.20%，胃底部占8.58%，幽门部占3.15%。维族青年人胃癌发病部位以胃窦部多见，占36.84%，其次是胃体部，占24.56%，以后依次为贲门部，占21.05%，胃底部占7.02%，幽门部占5.26%，全胃癌占5.26%。中老年维族胃癌大体类型中以浸润溃疡型多见，其次为伞状型。组织学类型中以管状腺癌较多见，其次是低分化腺癌、粘液腺癌、印戒细胞癌、乳头状癌、未分化癌、硬癌、腺鳞癌、鳞状细胞癌。维族青年人胃癌大体类型及组织学类型无显著差异。维族胃贲门癌最常见，且贲门胃癌的发生率男性较女性高15.25%，男女之比为8.08∶1。这种特点可能与当地的饮食习惯及饮食卫生有关，是否与遗传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2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宫颈癌新增病例约44万，为妇女恶性肿瘤第二位[6]。新疆维族妇女子宫颈癌患病率高达117.51/10万，明显高于汉族(21/10万)与其它民族[7]。柳菊等[8]对新疆不同民族宫颈癌在组织学类型及年龄分布中研究表明：在各民族中均以鳞状细胞癌为主，维族比例最高，为48.50%，其次是汉族(43.63%)。维族子宫颈鳞癌高发年龄为30～59岁，而汉族及其它民族高发年龄为40～69岁。维族妇女较汉族及其它民族提早了10岁。维族妇女子宫颈癌在组织学类型和年龄分布中均与汉族及其它民族有显著差异。维族妇女子宫颈癌发病因素与其早婚、早育、早产、多产及子宫颈撕裂伤等有关。近年来用PCR及原位核酸分子杂交技术在子宫颈组织中捡出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基因(HPV DNA),说明HPV感染，尤其是HPV16、18、31型与子宫颈癌发病有关。李庭芳等[9]、拉莱·苏祖克等[10]检测维族子宫颈癌HPV 16/18阳性率分别为83.3%和77.6%，后两者阳性率高于前两者。目前认为维族子宫颈鳞癌的发病与HPV 16/18感染有密切的关系。李洁等[11]研究报道了她们对全国不同地区子宫颈癌组织HPV DNA检测的结果，其中新疆主要是维族妇女子宫颈癌组织标本HPV16捡出率高达88%，明显高于国内其它地区。从柳菊等[8]1999年的资料分析，维族女性原位子宫颈癌的比例为6.85%，汉族妇女为6.86%，说明维族与同地区汉族妇女子宫颈癌均能得到早期诊断。近些年研究证明子宫颈癌的发生与HPV的感染有关，几组少数民族子宫颈癌的HPV检测的阳性率差异很大，从50%到88%不等。除了样本的地区差异以外，还可能与方法的敏感性不同有关。

　　3食管癌

　　根据谭德银等文献资料，食管癌在维族中列恶性肿瘤第三位，新疆汉族中列第五位。新疆北部食管癌发病率居各类肿瘤之首，其中托里县哈族食管癌年平均死亡率高达155.9/10万[12]。在新疆南部维族食管癌的发病率高于汉族，可能与维族在新疆南部相对集中有关，因此维族人口比及住院病人构成比相对来讲比汉族高。谭德银等[13]统计数据研究表明维族发病平均年龄较汉族提前6.27岁，男性提前6.59岁，女性提前5.89岁，在民族、年龄、性别分布中均有差异。而阿依桓·曲库尔汗等[14]对新疆不同民族食管癌研究表明，在民族分布中汉族占44.28%，哈族占28.10%，维族占24.17%，其它民族占3.45%。本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比汉族、维族、哈族及其它民族分别为37.5%、47.47%、7.30%、5.41%，对比显示汉族、哈族食管癌患者比例高于其人口构成比，维族则低于其人口构成比。各民族食管癌组织学类型分布以鳞状细胞癌多见，其次是腺癌，发病部位之间各民族无明显差异。两研究报道不一致，这可能与新疆各民族人口分布不均有关。前者报道的是新疆南疆地区，后者报道的主要是新疆北疆地区。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为新疆南部(即南疆)，天山以北是新疆北部(即北疆)。新疆喀什地区属南疆，维族人口在南疆分布较多而在北疆地区分布较少，而汉族、哈族及其它民族分布较多。因此喀什地区维族食管癌发病构成比中维族相对较高，而北疆则相反。北疆汉族和哈族发病构成比维族较高，原因可能为，各民族的地区分布不均匀，如汉族多集中于乌鲁木齐等大城市，在乌鲁木齐就诊较容易[15]，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维族等少数民族因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等原因到乌鲁木齐就诊较难，就诊者因病情加重未能接受病理检查和/或手术治疗，因而病理资料不完整。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初步认为在新疆维族食管癌发病较其它民族为高。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生活因素包括：(1)饮食因素：维族人喜食烤馕、烤包子、烤羊肉等熏烤食物，熏烤过程中可增加亚硝胺类物质形成;馕为维族人主食，存放时间较长易霉变，而且质地较硬，引起食管粘膜上皮机械性损伤，最终使癌变机会增多[16];(2)是否与土壤、遗传因素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杨雯等[17]对新疆不同民族食管癌P53、P16及Rb基因表达研究表明，这几种抑癌基因的编码蛋白阳性率在各民族间无统计学意义。但是食管癌低分化鳞癌中P53阳性表达高达64.2%，分化越低P53阳性表达越高，而P16及Rb基因阳性表达则越低。淋巴结有转移的P53阳性表达(73.8%)，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病例(42.2%)，而P16及Rb基因表达未发现明显差异。沈望珍等[12]对新疆不同民族食管癌ras基因突变进行了研究，结果在5例维族食管癌组织中Haras基因外显子的第12位密码子点突变有1例，因标本数量少，其意义有待加大样本量研究来确定。

　　4肺癌

　　肺部原发性肿瘤以恶性肿瘤较多，其中肺癌约占98%，其它恶性肿瘤仅占0.2%～2.0%[18]。肺癌是当前发病率居高不下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胡尔西旦·尼牙孜等[19]比较了新疆不同民族肺部原发性肿瘤，维族81例，汉族826例，哈族17例，回族16例和其他民族6例。男女比为5.8∶1，高于平均的2∶1。比较各民族之间鳞状细胞癌、腺癌、小细胞癌、大细胞癌和其它组织类型的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维族、汉族、哈族均以鳞状细胞癌为多见，维族、回族的腺癌(回族25%、维族17.28%、汉族15.61%、哈族11.77%)、汉族的小细胞癌构成比(汉族18.28%、维族12.35%、哈族5.88%、回族12.5%)相对较高。此组织学类型分布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报道(405例)和上海市胸科医院报道(2 013例)有差异[18]，说明各组织学类型在在肺癌所占的比例因资料、样本例数和不同地区而异，这也从某种角度反应了肺癌的发生在遗传学背景和受环境影响很大。

　　5卵巢肿瘤

　　卵巢肿瘤是妇科常见的肿瘤，占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的32%[20]，由于卵巢肿瘤组织来源多，组织类型复杂，各民族之间卵巢肿瘤分布有所不同。郑晨曦等[21]对新疆不同民族卵巢肿瘤研究表明，恶性肿瘤为22.06%，卵巢肿瘤汉族占77.18%，维族占14.20%(150/1 056)，回族占4.17%(44/1 056)，其它民族占4.45%(47/1 056)。在卵巢上皮性肿瘤类型中维族以粘液性囊腺瘤、乳头状(囊)腺癌、混合性生殖细胞瘤多见。从各民族卵巢肿瘤发病比数据中可见汉族卵巢肿瘤发生较多，其次是维族，再其次是其它民族。其原因是否与民族特性及遗传因素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6鼻咽癌

　　鼻咽癌具有明显地域、人种特异性流行，可能反映了病因发病学特殊背景[22]。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其地理、自然环境与我国南方地区鼻咽癌高发地区有所不同，而新疆鼻咽癌并不少见，但汉族比维族发病率高，其原因是汉族患者绝大多数是近几十年从我国华南、西南、东南鼻咽癌高发区移居到新疆的居民及其后代，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及遗传学基础。维族患者不仅种族遗传学特点与汉族不同，而且生活方式、饮食习惯也与汉族不同[23]。在组织病理学方面，来自汉族和维族的鼻咽癌病例比较研究尚未发现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李同英等[24]研究结果表明在579例鼻咽癌中，维族80例患者中，高分化、低分化和未分化者分别占0.34%，13.48%和0.00%。汉族468例中，分别占0.86%，77.37%，2.59%;汉族低分化癌448例，占汉族病例的95%，维族78例，占97.5%。回族病例共有14例，哈族共有13例均为低分化癌。由此可推测各民族鼻咽癌组织学类型均以低分化癌为多见。李同英等[25]检测了73例鼻咽癌标本的EBVDNA,EBNA2和LMP1，发现癌组织中EBVDNA的检出(汉族20/41，维族19/31)与EBNA2的表达(汉族18/41，维族14/32)在两民族间并无差异，而LMP1的表达则维族病人明显高于汉族病人。这结果可能提示LMP1在维族鼻咽上皮恶性转化过程中具有较汉族更重要的作用。新疆维族具有固定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特点，新疆地处内陆，干旱少雨的特殊自然环境，与我国南方鼻咽癌高发区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其病因和发病因素可能也有其特殊性，故值得进一步研究造成这种差别的真正原因。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其疾病谱以及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各不相同。大多疑难杂症的发生包含有环境和遗传两方面的因素。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的进展以及和各种生物技术的发展，研究遗传多样性已经成为可能，也为我们在疾病的预防、诊断、个体化治疗中的应用展示了广阔的天地。少数民族肿瘤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和发病机理阐明为少数民族肿瘤早期诊断，提高生存率和生存质量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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