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的临床研究与应用

作者            作者单位

李小光   434023 长江大学教育科学系

徐娅霞   湖南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20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思潮，由美国当代心理学家Seligman倡导，“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力量与美德的科学”[1]，对积极的主观体验、积极的个体特征及促进它们发展的制度体系开展科学研究。Seligman认为积极心理学与传统临床心理学存在一种互补关系[2]。积极心理学的临床研究受到众多心理学家的关注，基于积极心理学所建立的临床体系已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建立了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病因学、诊断系统和干预体系。本文从积极心理学的一般内容出发，对其临床体系及干预实践介绍如下。

1 积极心理学的基本主张

积极心理学主张心理学应对普通人如何在良好的条件下更好地发展、 生活，具有天赋的人如何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等方面进行研究。Seligman认为，心理科学本应具有三项使命：治疗精神疾病;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富有意义;鉴别并培养有天赋的人[3]。从二战以后，心理学放弃了它的后两项使命，成为一门治疗心理疾病的科学，其研究焦点包括各种心理疾病的成因、疗法以及有关婚姻危机、物质滥用、青少年犯罪等方面的主题，而对人类积极的发展因素未予重视，这致使传统主流心理学被认为是病理心理学、消极心理学(Pathology Psychology)。

消除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个体就能获得幸福和快乐。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意识到，“消极心理学”模式不可能真实、全面的理解与解释人的本质，也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健康。即便那些患有最严重的心理疾病的人，也不只是要求减轻痛苦，他们需要更多的满意、愉悦与快乐，需要一种建构力量，需要一种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而这些并不会因为痛苦的减轻就会自动产生[2]。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仅应对损伤、缺陷和伤害进行研究，也应对力量和优秀品质进行研究;治疗不仅仅是对损伤、缺陷的修复和弥补，也是对人类自身的潜能、力量的发掘;心理学不仅仅是关于疾病或健康的科学，也是关于工作、教育、爱、成长和娱乐的科学[4]。积极心理学试图打破“消极心理学”模式在心理学领域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心理学研究在各领域，尤其在临床领域达到某种平衡。

2 积极心理学的临床体系

积极心理学利用心理学目前已经比较完善和有效的实验方法与测量手段进行了大量研究，建立了积极心理学取向的病因学、诊断系统和干预体系。

2.1 病因学与诊断系统

积极心理学对心理疾病的病因学提出如下假设：心理障碍的“真正”根源是某种性格力量或美德的缺失，而不是抑郁和物质滥用等症状的堆积[5]。性格力量与心理障碍的病因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一种特定的力量能减轻一组特定障碍的发展。

病因学的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诊断与评估标准，如果依旧使用以心理障碍为取向的诊断与评估体系，积极心理学在临床领域就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2004年，《性格力量与美德·分类手册》(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CSV)一书出版。与以临床精神障碍为核心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相对应，CSV以人类的力量为核心，制定了性格力量与美德的分类目录，建立了24种性格力量的10个标准，这些性格力量被归纳为六种美德：智慧与知识、勇气、爱、公正、节制与超越[6]。性格力量与美德的分类有可能带来心理障碍诊断模式的转变，可以补充或取代精神病理学模式下的诊断标准，为制定相应的治疗策略及预防措施提供依据[5]。在性格力量与美德分类目录的基础上，积极心理学研究者尝试制定对性格力量的有效、稳定而可靠的测量工具，目前使用的有力量行动价值量表(VIAIS)和青少年力量行动价值量表(VIAYouth)，这两个量表都被用来测量被试24种性格力量的程度。虽然VIAIS和VIAYouth还没有在临床人群中广泛使用，但却具有作为诊断工具的潜在作用[2]，并且这两个量表以一般人群为样本(n=20000)进行了信度与效度的验证。

性格力量的缺失导致个体精神症状的出现，Lubin和Van Whitlock认为使用症状进行评估的方法并不如期望的那样有效[7]，而对主观幸福感、快乐等主观体验的评估有助于深刻理解心理障碍背后的心理过程。积极心理学研究者已经编制了一些关于主观体验的测量工具，其中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是这一领域的热点。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有Diener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Lyubomirsky和Lepper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及Fordyce编制的幸福感测量表等。

2.2 干预体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目前的心理治疗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在心理治疗是否具有效果的研究中，各种疗法整体效果的非实验研究结果远大于某一特定疗法效果的实验研究结果;第二，将两种疗法相比较时，各自的特点倾向于淡化，即几乎没有一种心理治疗技术在与另一种心理治疗技术相比较时能显示出显著的特定的效果，或显示的特定效果很小;第三，在几乎所有的心理治疗和药物的研究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明显的“安慰剂”效应[4]。这说明，在有效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非特异性”的“技巧”和“深度策略”。在积极心理学看来，技巧是指：关注、权威形象、和睦关系、言语技巧、信任等;深度策略是指：灌注希望、塑造力量和叙述等，这些技巧与策略被称为“积极干预”，其内涵是增强被治疗者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修正其缺陷[5]。积极的心理干预将成为以缓解痛苦为取向的传统心理干预的有益补充，基于积极心理学的新治疗技术将促使人类力量最大化。

预防是积极心理学干预机制中最重要的环节。积极心理学关于预防的普遍观点是：在预防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是来自于个体内部系统地塑造各项能力，积极的人类力量与美德是对抗心理疾病发生的缓冲器[5]。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许多的人类力量可以成为抵御和减轻精神疾病的缓冲器：包括勇气、未来意识、乐观主义、人际交往技能、信仰、工作伦理、希望、忠诚、毅力、适应潮流的能力、洞察力等[8]。总之，积极心理学认为通过识别、发掘、调动与建构处于困境中的人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预防，而单纯地关注个体身上的弱点和缺陷不能产生有效的预防效果。

3 积极心理学的临床实践

临床研究者在已经建立的积极心理学临床体系的基础上，针对非临床参与者开展了较多的积极干预实践，但最近也有研究者尝试对临床患者实施积极干预。

3.1 非临床参与者

Fordyce是最早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积极干预的研究者之一。在一项研究中，Fordyce将参与者按班级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接受增进幸福的策略的指导，而控制组不接受任何信息或者接受降低幸福的策略的指导，在学期末干预组成员比控制组成员感到更幸福以及更少的焦虑与抑郁。Burton和King采用随机分配和安慰剂控制的实验设计，检验书写干预对情绪和躯体健康的影响，干预组成员记录强烈的积极体验，控制组成员记录中性的主题，结果表明书写积极体验可以导致情绪的短期促进。在Emmons和McCullough的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两个控制组，干预组成员记录他们觉得需要感恩的事情，两个控制组成员记录日常争吵或中性生活事件;与控制组相比，干预组成员对生活普遍感觉更良好，对未来的1 w感觉更乐观，与他人的关系感觉更密切，有了更多的积极情感[2]。

Seligma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一项随机分配、安慰剂控制的网络研究中，将471名被试随机分配到5个干预组和1个控制组，干预组分别接受如下5种干预：“你的最美好时光”、“3件好事”、“感恩拜访”、“认可你的力量”、“使用你的力量”。研究发现，“感恩拜访”、“使用你的力量”和“3件好事”3种干预能持久地提高幸福感而减轻抑郁症状[2]。

3.2 临床参与者

积极干预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那些基于非临床参与者所建立的干预方法应用于临床患者。Seligman认为积极干预对大多数心理障碍可能都有效[9]，目前已有临床研究者对抑郁患者开展了积极干预的研究。Grant等人在一项未受控制的研究中，对16名抑郁症患者实施了积极干预，这些参与者阅读和讨论关于提高生活满意度的策略的材料，其中13名在完成干预后达到了减轻抑郁的效果。

Seligman等人通过实验研究检验了积极干预对抑郁的有效性[9]。在以轻度抑郁患者为被试的研究中，将40名被试者随机分为积极干预组与非治疗组，经过1 a的追踪，结果表明积极干预组显著地降低了抑郁水平。在另一项对单相重度抑郁患者的研究中，将45名被试者随机分为积极干预组和常规组及常规药物组，常规组接受一般心理疗法，而常规药物组接受一般心理疗法与药物治疗，结果表明积极干预组效果优于常规组及常规药物组。

4 不足与展望

4.1 理论基础仍显薄弱

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是，研究主题较多，但缺乏成熟的理论基础。而传统心理学具备完整的理论框架，并且以其为基础的临床心理学建立了高度可传递的科学体系。积极心理学要使心理学在临床领域取得某种平衡，就必须发展与“消极心理学“相抗衡的理论基础。

4.2 临床体系尚待完善

积极心理学为发展新的临床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积极心理学目前所建立的诊断系统、干预体系仍缺乏有效性与操作性。力量与美德的分类目录并没有如DSM一样对每个分类都制定出明确的诊断标准，可能还只是具有“反DSM(unDSM)”的意义;积极干预仍需要认知疗法、行为疗法与药物治疗的配合，有人认为积极干预还只是一种先进的治疗理念。积极心理学要在临床中得到有效地应用，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其临床体系。

4.3 干预效果有待验证

积极干预所指的某些“技巧”和“深度策略”并不属于特定的某种疗法，这致使干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治疗情境与治疗师的主体性。从积极干预的实践来看，较多研究是以非临床参与者为被试的，而以临床患者为被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并且也没有预后效果的纵向研究。因此，积极干预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的临床检验。

尽管积极心理学的临床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其有助于拓宽临床心理学的视野，打破仅仅关注于缺陷与痛苦的局限。建构积极心理学取向的临床体系必将成为传统临床心理学的有益补充。在这样的愿景下，心理科学既可以满足干预心理问题的需要，也可以促进个体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Sheldon M，King L.Why Positive Psychology Is Necessary[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1，56(3)：216

[2]Duckworth AL，Steen TA，Seligman MEP.Positive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J].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5，(1)：629

[3]Seligman MEP.Building human strength：psychology’s forgotten mission[J].APA monitor，1998，29(1)：

[4]张倩，郑涌.美国积极心理学介评[J].心理学探新，2003，23(3)：6

[5]Aspinwall LG，Staudinger UM.A Psychology of Human Strengths[M].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2：305

[6]Seligman MEP，Steen TA，Park N.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5，60(5)：410

[7]Lubin B，Van Whitlock R.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brief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J].Journal of Clinic Psychology，2004，60(1)：11

[8]江雪华，申荷永.美国积极临床心理学的研究现状[J].中国健康心理学志，2006，14(4)：463

[9]Seligman MEP，Rashid T，Parks AC.Positive Psychotherapy[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6，61(8)：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