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的适应证与手术时机
发表时间:2009-07-01 浏览次数:799次
作者:郑树森 赵旭飞
【关键词】 肝移植
我国的肝移植事业在21世纪的前5年已取 得辉煌的成绩。一些大的移植中心1、3年生存率 已超过90%、80%。作为目前治疗终末期肝病的 惟一手段,肝移植手术的推广应用与供肝匮缺之 间的矛盾日益增大。美国2005年 22 200 例终末 期肝病患者中仅有5 200例实施了肝移植手 术[1]。我国现今的器官分配体系尚不完善,如何 严格掌握肝移植受者选择和手术时机选择显得极 其重要。
1 肝移植适应证
受者手术适应证的合理选择、病情的正确估 计和积极全面的术前准备是肝移植获得成功的首 要环节。肝移植的适应证为:①各种类型的终末 期肝硬化;②各种原因所致的中晚期肝衰竭;③未 发生肝外转移的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④难以切 除的肝脏良性肿瘤;⑤常规方法难以治愈的先天 性肝胆系疾病及代谢障碍疾病等。禁忌证为:① 难以控制的全身性感染;②肝外有难以根治的恶 性肿瘤;③难以戒除的酗酒或吸毒;④合并严重的 心、脑、肺等重要脏器器质性病变;⑤难以控制的 精神疾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肝 移植中心1984-2001年实施的2 662例肝移植 中,丙型肝炎、酒精性坏死性肝硬化、乙型肝炎和 恶性肿瘤患者分别占27%、12%、7.3%和4.0%; 美国Pittsburgh大学Starzl移植中心1981- 1998年实施的3 192例成人肝移植中,丙型肝炎、 酒精性坏死性肝硬化、乙型肝炎和恶性肿瘤患者 分别占 9.74% 、12.81%、6.80%和7.33%;808例 儿童肝移植中,先天性胆道闭锁和代谢性疾病分 别占 51.49% 和13.49%[2]。我国肝移植受者的 原发疾病以肝炎肝硬化、 重型肝炎和肝细胞肝癌 胰外科、卫生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研究重点实验室1999-2005年实施近500例次肝移植,其中乙型 病毒性肝炎相关的良性疾病占49.8%,HCC占 37.9%。
1.1 肝硬化终末期肝硬化主要包括肝炎后肝硬化、酒精 性肝硬化、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和原发性硬化性 胆管炎所致的肝硬化等。对于乙型肝炎病毒 (HBV)导致的慢性肝炎、肝硬化及HBsAg阳性 的病例,国外部分移植中心曾不列入适应证。在 亚洲,随着拉米夫定(lamivudine)和乙肝免疫球 蛋白(HBIg)的应用,HBV再感染和乙肝复发的 危险性已明显降低,将HBV导致的终末期肝病 列入肝移植的适应证已达成共识。酒精性肝硬化 患者移植后大部分人酗酒难以戒除,移植肝易再 发生肝硬化而失去功能,疗效较差。慢性丙型肝 炎国内少见,肝移植术后也面临肝炎复发,据报 告[3]术后1年复发率接近30%,术后5年有10%~ 20%需再次肝移植。其防治有待进一步研究。
1.2 肝功能衰竭肝衰竭(liver failure)是由多种因素引起肝细 胞严重损害,导致其合成、分泌以及生物转化等功 能发生严重障碍,出现黄疸、凝血功能障碍、肝性 脑病、腹水等主要表现的一种临床综合征。根据 肝衰竭病理组织学的特征和病情发展的速度,可 将肝衰竭分为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 ALF),亚急性肝衰竭(subacute liver failure, SALF)和慢性肝衰竭(chronic liver failure, CLF)。引起肝衰竭的病因有多种:在欧美国家, 药物是引起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的常见原因,酒精 性肝损害是引起慢性肝衰竭的主要原因。在我 国,病毒性肝炎导致的急、慢性重型肝炎是肝衰竭 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药物、酒精及化学品等有毒 物质。在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导致的肝损害是 引起肝衰竭的主要病因。对于晚期重型肝炎,我 们的资料显示,人工肝支持系统(ALSS)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病情,有效维持安全等待供肝时间,发挥 顺利过渡到肝移植的桥梁作用,有效拓宽晚期重 型肝炎肝移植的指征;同时显著降低围手术期风 险,促进术后恢复,提高肝移植疗效[4]。在当前供 肝匮缺及分配体系不健全的状况下,ALSS联合 肝移植无疑是治疗晚期重型肝炎的一种理想方 法。
1.3 肝脏肿瘤HCC是否适宜肝移植治疗在全球范围内颇 有争议。支持者认为移植能彻底消除HCC发生 的“土壤”和肝内微转移的隐患,达到常规肝叶切 除术无法实现的根治性目的。反对的主要原因是 HCC患者移植术后的高复发率、高额治疗费用及 供肝资源竞争的巨大矛盾。肝移植开展之初,在 国外和国内移植中心,HCC肝移植均占相当大的 比例,但移植术后长期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不甚 理想。美国Pittsburgh移植中心资料显示,恶性 肿瘤患者肝移植术后5年生存率为31.8%,明显 低于整体移植人群67%的生存率。供肝来源紧 缺的现状迫使国内外移植中心日趋严格掌握适应 证,使良性肝病肝移植所占比例逐步提高。1996 年Mazzaferro[5]提出Milan标准,即单个肿瘤直 径≤5 cm或瘤灶数目≤3个,每个直径≤3 cm。 按此标准筛选,作者报道了分别高达85%、92% 的4年生存率和无瘤生存率。此后,Milan标准 成为国外较普遍接受的HCC受者筛选标准。但 Milan标准只严格限制肿瘤大小和数目,未兼顾 血管侵犯、组织学分化程度等影响预后的重要因 素。因此,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对此进行了拓 展,提出了UCSF标准[6],即:单个肿瘤直径≤6. 5 cm或瘤灶数目≤3个,每个直径≤4.5 cm,且直 径合计≤8 cm。Marsh等[7]改良的Pittsburgh TNM分期标准,进一步放宽了对肿瘤大小的限 制,更加强调血管侵犯和淋巴结转移对预后的影 响。目前对于HCC肝移植,我们主张参照Milan 标准或UCSF标准[8]。与欧美相比,我国的HCC 患者往往合并长期病毒性肝炎和严重的肝硬化病 史,针对该特点,我国的移植工作者在借鉴国外经 验的同时,需要尽快对HCC肝移植统一认识,及 早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肝移植筛选标准,以获得 最佳的疗效和资源利用。我们应用单因素分析和 逐步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方法,回顾性研究 89例HCC肝移植患者的生存情况及各项临床病 理指标对预后的影响[9],结果表明移植后6个月、 1年和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 81.8%、 55.3%和 43.7%,其中小肝癌和不伴门静脉癌栓(PVTT) 者的1年生存率分别高达 82.1% 和 78.7%; 研究 还发现PVTT、组织学分级、肝硬化病史、年龄和 术前甲胎蛋白(AFP)水平均是独立性的影响预后 因素,其中PVTT和组织学分级尤为重要。故我 们认为有选择的实施HCC肝移植可以取得良好 疗效。对小肝癌合并严重肝硬化,不能耐受肝脏 部分切除术的患者,应首选肝移植治疗[10]。关于 HCC合并PVTT这一特殊问题,绝大多数移植 中心都将其排除在肝移植选择标准之外。我们资 料表明[11],HCC合并PVTT患者的2年累积生 存率达到22.6%,显著高于常规肝叶切除或未手 术者,全部患者术后短期内生活质量较高,然而一 定时间后都出现肿瘤复发。因此,在现阶段我国 进展期HCC患者的肝移植治疗虽是一种有效的 手术方式,但不应成为肝移植的主体和未来发展 趋势。
1.4 先天性代谢障碍性疾病近年来,随着对代谢性疾病研究的深入,先天 性代谢障碍性疾病的遗传基础和病理变化得到进 一步认识。先天性代谢障碍性疾病有肝移植适应 证的为:①α1 -抗胰蛋白酶缺乏病 (alpha1-anti- trypsin deficiency,α1 -ATD)、威尔森氏症 (Wil- son's disease)、酪氨酸血症 (tyrosinemia)、血色素 沉积症(hemochromatosis)、乳蛋白酶血症(galac- tasemia)、家族性非溶血性黄疸(Crigler-Najjar syndrome)、糖原累积症Ⅰ型(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Ⅰ,GSDⅠ)、肝豆状核变性、海蓝色 组织细胞综合征 (sea blue histocyte syndrome)、 原卟啉血症、Ⅱ型高脂蛋白血症、长短链脂肪酰转 移酶缺乏病、家族性铁累积性疾病、血友病甲、血 友病乙等;②原发性高草酸尿症Ⅰ型(primary hyperoxaluria type Ⅰ,PHⅠ)、家族性淀粉样变 性(familial amyloidosis,FA)、家族性溶血尿毒综 合征(familial haemolytic uraemic syndrome, FHUS)、先天性多囊肝和多囊肾(polycystic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PCLKD)等需同时行肾移植 术;③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乏病、C蛋白缺乏 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需同时行心脏移植。尽 管这些代谢性疾病不直接损害肝脏,但肝脏参与 这些疾病的病理过程,并在这些先天性代谢紊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患有此类代谢性疾病并伴 有终末期肝病的患者,移植肝替换了衰竭的肝脏, 恢复肝脏代谢功能,同时纠正病理代谢条件下内 环境的潜在缺陷,是公认有效的治疗手段。
2 肝移植手术时机
终末期肝病肝移植手术时机的选择除了考虑 供肝来源的因素,还应综合分析病因、病程、肝功 能代偿状况、合并症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术前肝 功能情况愈差,术后并发症愈多,恢复时间愈长, 医疗费用也愈高。因此,我们应对我国肝移植受 者预后进行科学的分析评估,建立完善的供者器 官分配体系标准,保证受者具有公平合理的器官 获取权,适时掌握肝移植手术时机。
2.1 择期肝移植终末期肝病患者一旦具备肝移植适应证且无 禁忌证,应列入择期肝移植名单,等待合适供肝。 器官的分配决定于疾病的危重程度和等待时间。 国外用于评估受者和手术预后的标准包括Child- Pugh肝功能分级、联合器官共享网络(UNOS)分 级及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Child- Pugh肝功能分级是最常用的肝功能综合评价指 标,7分或者更高作为列入肝移植受者等待名单 的最低标准。但腹水和肝性脑病指标易受主观因 素影响,血胆红素、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指标的 分级过于简单。UNOS根据CTP分数和等待时 间将受者分为1,2A,2B,3和7级[12]。近年来应 用渐趋广泛的MELD评分的主要依据是血清肌 酐、血清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2002年, UNOS建议采用MELD评分的方法决定供肝的 分配,高MELD评分者优先获得供肝[13]。有研 究发现MELD较CTP在预测早期病死率更为准 确。Kamath等[14]发现在运用MELD评估失代 偿肝病、非淤胆型肝硬化患者预后时,对3个月的 预后有较好的预测,如3个月病死率与MELD的 关系为:MELD≤9分为4%,10~19分为27%, 20~29分为76%,30~39分为83%,40分为 100%。然而,临床实践发现MELD评分忽视了 水电解质紊乱、肝性脑病、上消化道大出血等高危 因素,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UNOS根据等待时 间、血型、是否伴发HCC、HCC分期、年龄等因素 相应调整MELD分数排序。我们资料显示CTP 和MELD评分对肝移植受者预后均有一定的预 测性,不同分组生存率存在显著差异,CTP C级 和MELD 33分以上患者生存率明显下降。然而 CTP同一级别中患者实际病情可能差异较大,难 以进一步区别危重程度,从而影响对患者的病情 严重程度、肝移植优先权及预后的判断;而 MELD评分更有利于描述具体病情,较好地区分 病情的轻重缓急,故可单独运用MELD来预测受 者的短期内预后。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术前血钠水平能较好地预测MELD评分≥30的 肝移植受者的预后,相同MELD高评分状态下, 术前低血钠者预后不良。在长期预测性方面,有 报道称高MELD分值对于肝移植受者1年以上 生存率并无影响,且MELD的预测可信度随时间 延长而与CTP的差别缩小[15]。因此需进一步开 展研究。活体肝移殖的开展能有效缩短等待时 间,提高移植疗效。对于HCC患者实施活体肝 移植,Freeman等[16]认为MELD评分25分以上 的受者预后不佳,14~25分患者疗效最好。此外 移植前积极给予各类辅助治疗如肝动脉插管化疗 (TACE)、射频治疗(RFA)和经皮经肝无水酒精 注射(PEI)等,有可能抑制肿瘤生长,减少剔除率 和术后肿瘤复发率。
2.2 急诊肝移植国外对于暴发性肝功能衰竭行肝移植,采用 King's College Hospital等标准[17],事实上并不 适合我国以乙型肝炎患者为主的国情。我们参照 急性重型肝炎诊断标准并结合自身经验,对我国 急诊肝移植受者(根据MELD评分有无明显改变 区分)选择标准进行了探索。我们一项研究发现, 短期内(2周内)肝功能急剧恶化、MELD评分急 速升高的患者,生存率明显下降;而出现消化道大 出血、肝肾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同时MELD并 没有在短期内急剧升高的患者,行急诊肝移植术 后的生存率高达100%。可见肝功能的骤然进行 性恶化是对患者术前全身情况的重大打击,直接 影响术后生存率。我们认为,对2周内肝功能急 剧恶化、MELD评分急速升高的患者应进一步加 强术前综合处理,及时予以人工肝支持治疗,充分 评估急诊肝移植的疗效;而对于出现消化道大出 血、肝肾综合征等严重并发症,同时MELD并没 有在短期内急剧升高的患者,即使生命垂危,也应 果断采取急诊肝移植。我们发现晚期重型肝炎等 危重患者一旦合并呼吸功能衰竭处于机械辅助呼吸状态或肝性脑病Ⅲ级以上持续48 h,基本上丧 失手术时机,不宜勉强移植。因此,为避免医疗资 源的浪费,国内移植界需进一步统一认识、规范手 术时机。
3 小结
在移植器官供需矛盾日趋明显的今天,如何 提高肝移植疗效是当前全球移植学界共同关注的 问题。建立一个科学的适宜国情的受者选择和手 术时机选择标准是指导我国临床实践的迫切需 求。我们应不懈努力,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认 真总结自身经验,加强国内外的合作交流,促进我 国肝移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肝移植; 手术适应证; 手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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