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作者：李国,王建利,陈武,黄柳桓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医院胸外科

　　【摘要】目的确定胸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焦虑、抑郁状况及主要相关因素，为临床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对115 例手术患者伴发抑郁障碍的情况进行调查，按照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付费方式、手术方式等因素进行分组研究。结果　胸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抑郁的发生率为47.0%。胸部恶性肿瘤手术患者常见抑郁情绪的相关因素为年龄、文化程度、付费形式等。结论　胸部恶性肿瘤手术癌患者抑郁的发生率较高，手术医生要加强心理干预，以改善胸科围手术期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状态。

　　【关键词】 胸部肿瘤,抑郁,焦虑

　　恶性肿瘤是一种病死率较高的疾患，也是一种全身消耗性疾病。患者较长时间内既承受着肉体的折磨，遭受着精神的摧残，许多患者会出现紧张、恐惧、悲观和焦虑等系列不良心理。长期不良心理又可加重病情恶化与肿瘤扩散，进一步导致患者生命质量下降[1]。需手术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是一组特殊人群，更容易产生某些错误认识，出现如焦虑、抑郁等不良精神状态，而且因其有自杀倾向的特点而具有较高的病死率[2]。应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我国各级医院对住院患者，尤其是胸部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的抑郁障碍未曾给予足够的重视。胸外科患有恶性肿瘤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伴发抑郁障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4年7月至2009年7月我院胸外科收治的准备接受手术治疗患者115例，男60例，女55例，男女比1.09∶1;年龄24～75岁，平均年龄53.1岁。文化程度：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31例，中学文化程度51例，小学文化程度17例，文盲16例。公费医疗或医保报销患者72例，自费43例。病理结果：肺癌59例，食管癌35例，肺部转移瘤12例，间皮瘤9例。手术方式包括开胸手术77例，胸腔镜手术38例。

　　1.2　方法

　　接受培训医生的指导下，组织115例患者填写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根据Zung的评分标准：SDS评分指数(评分指数=各项目累计得分/ 最高得分80 分)≥50%为伴发抑郁障碍的标准进行统计。并对可能因素进行分组，分组因素包括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付费方式、手术的规模大小等，分析影响胸外科恶性肿瘤患者伴发抑郁障碍的因素。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0.0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胸外科手术患者伴发抑郁性障碍比例

　　54例患者SDS评分指数≥50%，提示伴有抑郁障碍占入组患者的47.0%。其中24例患者评分指数为：50%≤SDS 评分指数< 60%，属于轻度抑郁障碍，占患者总数的20.9%;21例患者的评分指数为：60%≤SDS 评分指数< 70%，属于中度抑郁障状态，占患者总数的18.3%;9例患者的SDS 评分指数≥70%，为重度抑郁障碍，占患者总数的7.8%。

　　2.2　影响患者抑郁障碍因素分析

　　2.2.1　性别：男性患者中19例伴有抑郁障碍，占全部男性患者的31.7%(19/60);女性患者中35例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障碍，占全部女性患者的63.6%(35/55)。女性患者伴有抑郁障碍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2　年龄：50岁以下患者合并有抑郁障碍占51.2%(21/41),50～60 岁患者伴发抑郁障碍占48.7%(19/39),60岁以上患者合并抑郁障碍占40.0%(14/35)。3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3　文化程度：将所有患者按照文化程度分为3组：大学组，中学组，小学及文盲组。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患者共有31例，其中合并抑郁障碍的占67.7%(21/31);中学文化程度患者51例，其中合并抑郁障碍的患者只有21.6%(11/51)，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患者共有33例，其中合并抑郁障碍的患者占66.7%(22/33)。中学文化程度患者的发病率明显低于另外2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4　付费方式：公费或医疗保险患者62.6%(72/115)，其中伴有抑郁障碍的患者29.2%(21/72)。自费患者43例，其中33例伴有抑郁障碍76.7%(33/43)，发病率明显高于非自费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5　手术方式：按照手术方式分为2组：胸腔镜手术组和传统手术组。传统开胸手术77例患者中伴抑郁障碍59.7%(46/77)，而胸腔镜手术患者有21.1%(8/38)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抑郁障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恶性肿瘤患者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如焦虑、抑郁、恐惧、孤独等。主要原因：患病后躯体不适以及造成的功能受限;恶性肿瘤患者由于疾病的难治性及高病死率;个性因素、行为类型、社会及家庭等多种因素。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通过影响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轴途径削弱机体的免疫功能，降低了机体对于肿瘤的抵抗力，进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和康复[3]。罹患恶性肿瘤以及后续的手术治疗会引起患者强烈的心理应激，处理不当，进而会引发心理障碍。影响患者对肿瘤疾病的认识以及战胜疾病的信心，对患者的康复及预后极为不利。抑郁障碍是严重躯体疾病的常见并发症，不是躯体疾病的正常反应。国内综合医院对于住院患者的抑郁障碍研究较少，对于躯体疾病并发的抑郁症状更是重视不足，识别率很低，外科患者尤其是胸外科患者的抑郁状况研究较少。胸部外科手术创伤大，治疗周期长，因此是患病家庭的重要生活事件。胸部外科手术对于患者本人来说，意味着要面对死亡、致残、疼痛和社会职能的改变等，对于患者家庭来说要承受可观的经济负担，是抑郁障碍的重要诱因[4]。本研究按照SDS标准，对115例准备接受手术治疗的胸外科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46.9%(54/115)的患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抑郁障碍。其中中、重度抑郁障碍者30例(SDS评分指数≥60%)，占26.1%。这一比例较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伴发抑郁障碍的平均比例为高[2]。

　　抑郁是一种负性情绪，可引起机体交感神经活动及神经递质的变化，从而引起患者心脏、血管、血液动力学的一系列生理变化，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血管收缩、呼吸加速等，对手术治疗效果有不利影响。(1)抑郁障碍可以引起的躯体症状除焦虑、失眠、乏力、体重减轻等;还包括疼痛综合征：头痛、腰腹痛、背痛等;胃肠道综合征：肠易激综合征和消化性溃疡等[5]。这些抑郁障碍引起的症状大多数为非特异性症状，与常见外科症状类似或相关，可能造成患者外科症状加重的表象，使外科医生作出正确的诊断的难度加大，进一步影响合理治疗方案的选择。(2)对于抑郁障碍的研究及重视程度不够，会影响外科医生判读症状，造成某些由抑郁障碍导致的症状，而表现为器质性疾病症状作为重点进行治疗，不仅仅延长患者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费用，而且增加患者痛苦延误疾病的治疗[6]。(3)通过影响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轴途径削弱机体的免疫，造成机体修复功能的降低，都将影响手术效果，进而影响对疾病的疗效。所以，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中，对症状的分析时要考虑到伴发抑郁障碍的可能性，对于抑郁障碍常见躯体伴随症状应熟知，并应注意将这些症状与外科疾病引起的症状加以鉴别，以免影响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对于影响患者抑郁障碍的因素进一步明确，付费方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是影响心理应激的主要因素之一。肿瘤治疗的高额医疗费用，给患者的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自费患者压力更大，经济状况差的家庭无法承受。通过本组研究，自费患者的抑郁状况明显高于有公费医疗或医疗保险的患者，这也与国外的研究情况相符：经济和照顾方面的负担是恶性肿瘤患者抑郁最重要的征兆[7]。在本组实验中，伴发抑郁障碍的比例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高。Northouse等[8]认为这是因为女性对抑郁的高易感性和患恶性肿瘤所致不良应激的累加作用所致。患者的文化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学文化程度的患者伴发抑郁障碍的比率明显高于其他2组患者，手术方式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胸腔镜手术患者抑郁障碍的比例低于常规开胸手术。

　　胸外科医师应当重视手术患者的不良心理状况，对手术患者合并抑郁障碍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明确其常见症状，在临床工作中随时筛查、识别和及时治疗抑郁障碍。对于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积极引导和正确处理，将抑郁障碍的影响降到最低水平，并对肿瘤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严重时需专科进行会诊，以达到调动患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躯体状况的目的，提高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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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Northouse L，Mood D，Templin T，et al.Couples parents of adjustment to colon cancer.See Sci Med,2000,50：27l-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