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耿庆茹,孙振霖,卢彦军,王全丽,李乃俭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陕西省卫生厅，陕西西安 710004;眉县卫生局，陕西眉县 722300;华阴市卫生局，陕西华阴 714200;陕西省健康教育所，陕西西安 710016

　　【摘要】目的为了了解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RTI/STD)患病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共4304例已婚育龄妇女进行RTI/STD的患病现状、相关知识和行为现况调查。结果 RTI/STD总患病率为63.80%，慢性宫颈炎的患病率为60.84%，霉菌、滴虫、尖锐湿疣总患病率为8.20%。RTI/STD患病的影响因素有年龄、宗教信仰、家庭经济水平、丈夫外出打工时间、生育活产数、自然流产史、避孕方式、夏天洗澡地点、冬天洗澡周期、夫妻性生活周期。结论 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家庭经济水平、个体婚育特征和卫生习惯是RTI/STD患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 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已婚育龄妇女;患病率;影响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 RTI)/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STD)在我国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RTI/STD可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人口出生素质，更重要的是RTI/STD可以增加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机会[1]。有研究表明除HIV/AIDS以外，RTI/STD已成为影响我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健康的常见妇科疾病[2]。RTI/STD的发生受到生物、心理、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妇女健康知识、健康行为、性健康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被认为与性传播疾病有相关关系。近年来，陕西省RTI/STD的报告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为了了解陕西省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RTI/STD的患病情况及探讨其影响因素，以便制定综合干预方案，拟对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现状及相关知识、行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影响RTI/STD的综合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及抽样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陕西省农村已婚育龄妇女，样本量估算为4600人。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陕西省选取RTI/ STD报告发病程度相当、经济和文化水平接近的华阴县和眉县为调查县，每县中将乡镇与县城距离的远近为标准分为两层，每层次中随机抽取1个乡镇，所抽中乡镇全部已婚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

　　采用现况调查方法，调查手段包括问卷调查、RTI/STD病原体实验室检查和常规妇科检查，具体为：①根据文献报道及预调查结果，本次调查选取影响RTI/STD患病的相关因素如个人及家庭人口学特征、妇女生殖健康行为、健康知识、妇女心理健康等。心理健康使用一般健康中文问卷(CHQ12);②由妇科专家及当地妇科医生共同在现场进行妇科常规检查和标本采集;③采用革兰氏染色法进行淋病诊断;采用PCR技术及DNA探针杂交确诊HPV感染及类型;采用常规临床检验方法确诊阴道滴虫病和生殖道霉菌感染[3]。

　　1.3 质量控制

　　①经过专家反复协商、论证、现场预试验，制定出统一的调查问卷及检测方法。②由课题组专家对调查人员就知情讲解、敏感问题提问技巧、问卷内容和提问方式，对妇科医生和检验人员就RTI/STD的诊断标准、取材方法、操作步骤等问题进行统一培训。③调查过程中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详细解释及保密承诺，充分取得其信任;④问卷回收实行三审制，即小组成员互相审核、现场负责人审核和专家复核。⑤数据录入由不同人员不同时间独立完成两遍输入，数据分析前进行两次逻辑核对查错。现场工作各环节均有专家组成员督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1.4 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3.0软件进行数据的双录入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完成相应的统计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对与经济相关的多项指标进行综合，各因子得分乘以最大方差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计算出经济状况总评分，并以此评分代表研究对象的经济水平，将因子综合得分的20、40、60、80百分位数由低到高依次分为Ⅰ、Ⅱ、Ⅲ、Ⅳ、Ⅴ类。KMO值为0.795(>0.7)，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χ2 值为15156.17(P<0.001)，由此说明此资料适合做因子分析[4]。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统计学检验水准α取0.05。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4个乡镇共调查4304人，其中眉县2088人，华阴县2216人。在数据整理过程中，经过逻辑检查和缺失数据筛选，有效数据为4264份，有效率为92.70%。 其中汉族占99.88%，平均年龄38.20岁。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最多，占47.45%，高中及以上的仅占9.97%，从未上学的占14.43%。家庭规模以4-5人的中等规模家庭为主，占67.47%。调查对象在上一年度出外打工的比例很小，仅占5.91%。

　　2.2 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情况

　　除去因在月经期、孕期等原因未进行检查的474例， 3790例中RTI/STD总患病率为63.78%，慢性宫颈炎的患病率为60.84%，霉菌、滴虫、尖锐湿疣、淋病等总患病率为8.92%。其中患有两种疾病的为884例，占23.32%;患有三种及以上疾病的为160例，占4.22%。患有两种及以上RTI/STD者中，宫颈糜烂、肥大、息肉、滤泡等慢性宫颈炎的共患率较高，有905例，占23.88%(n=3790);此外，55例宫颈陈旧性裂伤患者中有40例患有慢性宫颈炎。四种性传播及病原体检测中未见有淋病;尖锐湿疣华阴1例;霉菌性阴道病和滴虫性阴道炎的检出率分别为4.51%和4.75%。在未检出RTI/STD的群体中仍有166例阴道清洁度检验为Ⅲ级及阴道充血等症状。陕西省2样本县RTI/STD患病情况

　　2.3 RTI/STD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单因素分析

　　经χ2检验结果显示：丈夫受教育程度低、丈夫出外打工时间长、有宗教信仰、家庭经济水平差等社会人口学特征，采取避孕、有自然流产史、生育活产数多等婚育特征，洗澡间隔周期长、清洗外阴间隔周期长等健康行为，中文健康问卷得分高于3分等的妇女RTI/STD患病率高。

　　2.3.2 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患RTI/STD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婚育特征、个人卫生行为和性卫生行为等方面的各个指标因素为自变量，各变量定义及赋值。变量定义及赋值

　　对调查涉及到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丈夫外出打工时间长、有自然流产、生育活产数多、采取避孕措施、夏天在公共浴室洗澡、冬天洗澡间隔时间长等因素与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有关。家庭经济水平低、年龄大、夫妻性生活间隔时间长可能促使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率升高。 RTI/STD患病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回归结果

　　3 讨 论

　　3.1 陕西省眉县和华阴县农村已婚妇女RTI/STD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不同地区农村妇女RTI/STD的患病率为35.8%-85.1%[2]，世界卫生组织(WHO)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女性中40%患有不同程度的生殖道感染等妇科疾病，已婚妇女的患病率则高达70% [5]，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在全球范围均处于上升趋势[6]。本次调查的陕西省眉县、华阴县农村已婚妇女的RTI/STD总患病率为63.80%，不仅高于东部地区(山东农村章丘市、诸城市、泰山岱岳区和无棣县为45.57%)[5]，而且高于四川(成都市新都县马家乡和太兴乡为61.20%)等西部省份[7]。因此，处于全国较高水平，但低于陕西省2003年的调查数据(76.56%)[8]。从本调查结果来看，慢性宫颈炎的患病率为60.84%，霉菌性阴道炎和滴虫性阴道炎的患病率分别为4.51%和4.75%，而尖锐湿疣仅见1例，未见淋病。说明调查地区RTI/STD患病主要是与日常个人卫生习惯紧密联系的感染性疾病，而非以性接触传播为主的疾病。

　　3.2 家庭经济水平影响农村妇女生殖健康

　　本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较低、在公共浴室洗澡等可能是RTI/STD发病的危险因素。调查地区公共浴室数量少而且卫生条件较差，成为生殖道感染的传播场所。而且，农村已婚妇女在洗澡频率等卫生行为的形成及不同季节的差别，充分说明在经济水平偏低的西部农村地区人群一些卫生行为的形成受制于社会环境因素的表现较为明显。由于经济水平差限制她们到公共浴室洗澡的机会，限制她们单独使用浴巾因而易发生生殖道逆行感染，导致生殖道感染疾病的发生。

　　3.3 婚育特征及健康行为对RTI/STD患病的影响

　　生殖道感染及性传播疾病的发病与个体婚育特征、健康行为等有很大关系。本次调查发现，生育活产数、自然流产、避孕方式、洗澡频率、性生活频率等个体行为特征都与RTI/STD的发病有关。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910]。但是，健康知识知晓率、丈夫性生活前是否清洗生殖器、初婚年龄等因素在本次调查中并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这种结果的出现和上文中所提出的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制约是相一致的。陕西省妇幼保健工作长期以来坚持将农村地区的生殖健康保健知识宣传作为重点，人群对相关知识的知晓率相对较高。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必然的转化为行为的实现。而丈夫性生活是否清洗生殖器对妇女患病影响不显著这一问题的出现很大的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文化观念相对落后而导致被调查者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高性生活频率作为危险因素的显著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次调查并不否认丈夫性卫生对已婚妇女RTI/STD的发病的影响。

　　3.4 加强农村流动人口性健康教育，关心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对控制农村性传播疾病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本次调查还发现，最近一年内丈夫外出打工持续时间是农村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的危险因素，OR值为1.087(P<0.05);同时，在调查中农村人口流动性也增大了本次调查的难度。关于流动人口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有一些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属于性传播疾病的高危群体[1112]。流动人口脱离了原有的生活环境但是不能有效地融入到城市卫生保健体系中来，又处于城市生活的弱势地位，自身健康很容易受损，而且很难被政府有关部门纳入监管范围。另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潮汐现象，使得夫妻长期处于分居状态，性需求受到压抑，容易发生不洁性行为。这些都威胁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对于陕西省来说，应当抓住目前流动人口向农村扩散性传播疾病的形势还不严重的有利局面，加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性健康教育，关心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陕西省眉县和华阴两县农村地区已婚育龄妇女RTI/STD患病率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应当予以重视。农村地区相对较为落后的诸如经济水平和公共卫生设施等社会环境因素制约了农村已婚妇女生殖健康行为的形成。在坚持宣传健康知识的同时，适时地推进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等社会环境的改造，促进人群健康行为的形成对RTI/STD的防治有重要意义。另外，应当认识到西部省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断增长的趋势，将农村RTI/STD的防治工作扩展到流动人口范围，加强对农村流动人口性传播疾病的预防与监控对有效地控制艾滋病、淋病等性传播疾病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有重要意义。本课题得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颜虹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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